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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0年12月，美国又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封锁禁运和冻结外汇。12月2日，美国公布了“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加强命令，规定所有输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一切物资，无论是战略性的还是非战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12月8日又公布“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美籍船只被禁止开往中国港口，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他国商船，也必须将载运的物资申请港口管制机构批准，否则予以扣留。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将所有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一律冻结，寄往内地和港澳地区的邮包也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

　　根据当时动荡不定的进口情况，权衡利弊得失，中财委正副主任陈云、决定：“至少6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如果两三个月内证明英国或欧洲继续对我运出重要物资，则可以放宽结汇尺度，但即令如此，结汇的方式，在货物进口的时间和数量上，也须大体相当于易货。”易货方法以先进后出或分批同时进出为原则。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货、记账、连锁、有限度地对开信用状等，力求交换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数。

　　为了鼓励私营进出口商开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1950年7月13至25日，贸易部召开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决定采用各种形式把私商组织起来，在国营经济统筹兼顾领导下分工合作，发展进出口贸易业务。会议划分了公私营业范围——国营除办理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经营几种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在进口上，除经营国家所需的工业器材及军用器材之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只以能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进出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国家经营的部分，亦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或代销。1950年上半年私商的出口，几乎占全部出口额的半数，而在国营进出口额中委托私商代办的又占一半左右。其目的在于让利于私商，激发其积极性。

　　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谈判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充分达到目的，但是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方面还是有所收获，迫使苏联做出两项重大让步：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在美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许多历来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物资，都转向出口至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我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出口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产的粮油和大豆为主；到1952年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以及茶叶、生丝、肉类等的出口。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缺乏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国在当时经济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

　　自1950年与波兰、捷克两国签订易货议定书开始，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700万美元；至1951年和民主德国、匈、波、捷、罗5国签订协定，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114万美元，较上年增长了约10倍。1950年对东欧贸易的进口额仅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3%，出口仅占3.8%；1951年对东欧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3.7%。这种发展同时表现为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项目的增加、航运和技术合作等多方面。按国别来说，1951年我国与东欧各国贸易协定总额中，民主德国占51.13%，捷克占22.63%，匈牙利占12.91%，波兰占12.11%，罗马尼亚占1.21%。

　　东南亚地区主要出产农业初级产品，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其橡胶产量占世界的95%左右，锡占63.42%，茶叶占31.2%，蔗糖占10%左右，其他如椰子、金鸡纳霜、黄麻、云母、锰矿砂、胡椒、柚木等均占很大比重。因此，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例如，当时马来亚的出口贸易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50%~60%，锡兰(今斯里兰卡)占36%以上，缅甸占25%~30%，泰国占16%，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都占10%。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战后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9个亚非国家。我国政府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打破“封锁”“禁运”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把经济合作列为第一项议程，通过了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办法。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尽管这些协议未能全部履行，但是政治、经济影响很大。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还同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等共同探讨开辟中日民间贸易的问题，会后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这个协议的影响下，从1953年10月到1958年3月，中日陆续签订了第二、第三、第四个民间贸易协议。1956年，中日贸易额增长到1.26亿美元，创20世纪50年代最高纪录。

　　1952年5月，我国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53年7月，我国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负责办理对西欧各国的贸易业务。随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我国同西方的贸易关系逐步扩大。1954年4～7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率领下广泛开展活动，主动找英国有关人士交谈，表明中国愿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会议期间，英国工党成员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17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

　　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工商界都表示要组团访华。要求放宽“禁运”货单和扩大东西方贸易的呼声更加高涨。1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较1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的贸易额增长幅度尤为显著。1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我国贸促会组织中国经济技术访问团，重点进行了六周的访问；10月，英国贸易部政务次官来华访问。1958年，我国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由于我国的努力和“封锁”“禁运”不得人心，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此后，英国殖民地如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即宣布利用许可证的办法对华输出橡胶；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解除橡胶“禁运”。日本政府同意来华日展商品可以展出“禁运”物资，后来又同意将这部分物资卖给我国。联邦德国对中国市场尤为积极，1956年西欧各国对华贸易额中联邦德国已升至首位。这些情况使“禁运”的缺口愈来愈大。由于多方面条件的限制，美国对违反巴特尔法的锡兰、英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丹麦等国都未能采取停止援助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