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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著《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1962年）中，其作者、商业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讲述了现代管理型公司的兴起，其中包括通用汽车、杜邦（化工领域）、零售商西尔斯·罗巴克，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等商业巨头。这些公司不仅在美国相关行业里独占鳌头，而且不断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其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营业额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伴随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些商业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似乎可以确保其霸主地位长盛不衰。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程序申请了破产保护，其汽车销量虽在美国位居榜首，但在全球市场上却被丰田和大众远远抛在身后。其他老牌的企业同样在劫难逃——杜邦经历了业务分拆，西尔斯·罗巴克已然几近名存实亡。它们之所以走向衰败，并非因为人们不再开车和购物，或者不再需要化工产品，而是因为其他企业后来居上，更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在钱德勒列举的例子中，唯有新泽西标准石油仍然领先如初，尽管主要能源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已属大势所趋。

　　21世纪迎来了汹涌澎湃的互联网科技浪潮。在华尔街，人们常采用此中新兴弄潮儿名字的首字母组合，称它们为“FAANG”，即脸书（Facebook，现隶属Meta）、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现隶属字母表）。随后，金融界又把目光投向“七雄”，在FAANG基础上，英伟达取代了奈飞，特斯拉和微软是新加入的。微软在21世纪的头10年行动迟缓，将引领移动计算转型的角色让位给了苹果，不过最近几年，其市值又得到了强劲恢复。实际上，微软早在1975年由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和其好友保罗·艾伦共同创立，在前述现代新兴经济巨头中属于资格最老的一个。相比之下，这些企业中有4家是在21世纪才开始上市交易的，而且没有一家从事传统制造业（后面会解释苹果的情况）。其员工既不是来自贫困阶层的劳工，亦非阶级压迫的对象，许多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后面将谈到亚马逊），俨然代表着新兴生产力的创造者。

　　2023年，投资者坚信“七雄”代表着商业的未来，于是争先抢购这些公司的股票，正如他们曾经对待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和IBM的股票那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投资者可能是正确的。但经验表明，这7家公司可能和早期大企业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向没落。在我着手撰写本书时，新日本制铁公司正在谈判收购夕阳西下的美国钢铁公司，这恰似为安德鲁·卡内基称雄的镀金时代补上最后一笔历史脚注。因此，任何企业都无法打破盛极必衰的周期规律，区别只是有早有晚。

　　在现代企业中，这是极其必要的。如今的老板不能再像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福特那样对下属发号施令，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更难维系员工的忠诚；最重要的是，他们依赖广泛分布在整个组织系统中的集体能力。现代商业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注重发挥众多个体的能动性，将之凝聚成为集体知识和智慧，从而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组织革新中保持竞争优势。由此，企业中的关系不再纯粹是交易性的，企业需要围绕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群策群力。所以，企业管理和运营活动必然要同时兼顾社会性与商业性两个维度。集体知识是我们在书本和网络上获悉的事实和理论，这些知识通过个体的经验以及他人的阐发得到丰富。多数动物仅局限于自身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人类则具有传承、传播和积累知识的独特能力。我们所能理解的科学和欣赏的艺术，是一代代科学家和艺术家薪火相传、接续创造的结晶，而且有教师和专家为我们悉心讲解这些文明成果。集体知识还包括我们通过社会交往和商业互动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的认知，我们从中学会了应该何时赞美，何时批评，何时跟随，何时引领。集体知识有时被描述为“群体智慧”，但群体智慧在于知识的聚合，而非知识的平均。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知全能，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时代，甚至熟悉多个领域的通才都已经极为罕见了。

　　因此，我们所说的“利润”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回报，而是“经济租金”。在农业经济主导的时代，“经济租金”这个术语是指地主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段自然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今天，经济租金用来描述某些人和机构因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而获得的收益。能言善辩的律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精明的股票交易员，体育和电影明星，音乐奇才泰勒·斯威夫特，硅谷的企业和房主，迷人的威尼斯，以及球迷遍及全球的曼彻斯特联队，他们获取的收益均可以归结为经济租金。

　　在现代经济学、商业和政治学表述中，人们通常将“经济租金”一词与“寻租”联系到一起，二者其实具有本质区别。个人和公司如果以不正当手段操控市场，或者通过强行销售毫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谋求暴利，那就是典型的寻租行为。现代经济中确实存在这种弊病，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法规，限制利用政治影响来攫取优惠待遇、获取项目合同，或建立垄断性市场壁垒，以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深入理解经济租金的性质和起源，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应对寻租行为的方法。不过，本书的目的不是提出解决寻租问题的对策，而是通过分析和阐释来消除保守派和激进派认知中的偏差，真正揭示现代商业的运作原理和模式。至于分析商业和公共政策如何增加由创新差异化产生的经济租金，以及如何消除政治体制中的公权滥用，将是我下一本书的任务。

　　经济租金不是什么异常现象，而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特征。当个体和企业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来创造租金时，经济就会增长；当法律和制度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奋发图强，通过公平竞争淘汰保守和落后时，社会就会进步。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我就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但是本书的内容与“资本”几乎没有关系，与资本家和工人为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任何斗争完全无关。我所支持的以及本书所描述的经济制度，严格来说是一种市场经济机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元经济，而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多元经济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创新（虽然经常失败）而无须中央权威批准的经济模式。多元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制度规范确保消费者能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表达他们的需求，而那些成功满足这些需求的商业行为能够得到保护和鼓励。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也需要一种共识和规矩，即承认失败和追求变化。官僚机构很难有这种自我意识。对照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经济上的没落与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可以看出，原因大致相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权威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革。它们不仅反应迟钝，而且迟迟不敢承认失败。区别在于，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的经济表现迄今只是步入了下坡路，将领先地位让给了微软、苹果、丰田、特斯拉、纽柯（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一家卢森堡的钢铁公司），而苏联的经济失败则彻底导致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

　　“资本主义”一词的产生，是为了描述一种由资产阶级精英设计和控制的经济体。现代商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经常将传统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形象与当今市场或多元经济的现实混为一谈，后者的本质特征是其不受控制，或者至少不会长期受到任何人的控制。这种语言和现实的错位还在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下半叶，商业开始从依靠雇用大批产业工人从事规模生产的工业结构，演变成一个由知识工作者在合作环境中分享集体智慧的新结构，但是关于商业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主流叙述却置若罔闻。经济关系仍然被纯粹定义为交易性的，商业的驱动力聚焦于目标和奖金，而将内在动机和职业道德抛诸脑后。商学院的教科书仍然强调商业的目的在于为背后的股东创造价值，而不是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悖论：资本对商业运营的支配地位每况愈下，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报酬反而与日俱增。而且，金融部门扭曲的价值观正在向商界渗透—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只因效忠于股东利益而得到丰厚的奖赏。由于商业道德受到侵蚀和无可争辩的金融霸权，21世纪的公司不得不接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拷问。如今，它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公众虽然热衷于产品，却讨厌它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正如我将深刻揭示的，当代管理者追求股东价值的执念最终不仅损害了股东价值，而且葬送了其前辈依靠智慧和诚信所创建的基业。

　　强调个人主义和股东价值的理念和方法源于美国，继而迅速向全球扩散。所有跨国经营的企业都要受到母国和东道国法律、规章、习惯和社会期望的约束，这些强制性的规范和社会习俗显然是因国而异的。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加拿大与日本之间，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而且存在于美国国内的特拉华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之间。然而，许多关于商业的论述未能认识到，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法定职责和预期行为取决于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和业务开展区域。本书将对上述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给予特别关注，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公司的未来。

　　作为本书作者，我是一名英国经济学家，我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英国。英国是现代金融、现代法律和现代体制的开拓者，并通过殖动将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和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分别主要是在我儿时的家乡爱丁堡和我现在的伦敦办公室附近完成的。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为理解商业的本质和原理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经济学对理解现代商业的贡献则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若要深入了解20世纪的商业，就必须认真研读美国一些学者的名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还可以阅读阿道夫·A.伯利和加德纳·C.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从中审视美国商业主体从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向20世纪由管理层控制的企业的过渡。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体现这种转变，那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他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的最高领导，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当快要退休时，斯隆和他的财务总监唐纳森·布朗迫切希望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传给后辈。他们于是聘请了一位逃离日趋纳粹化的欧洲，来到美国的维也纳知识分子，让他来讲述他们总结出的管理之道，他就是因此声名鹊起的彼得·德鲁克。

　　商业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的问世，为德鲁克一举赢得了首位管理“大师”的美称。斯隆和他的同事并不喜欢这本书，出版商也对这一本商业著作能否畅销持怀疑态度。他们错得多么离谱！70多年过去了，《公司的概念》仍然热度不减。如今，几乎每家书店都设有商业书籍专区，其中的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成功学，如《灵敏—令顾客满意并获取巨额利润的秘密》。这类图书的作者通常以提供咨询服务或发表“激励演讲”谋生，而且收入不菲。在机场书店里买一本这类图书，你可能不等飞机落地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另一类严格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如《剥削、毒害、监视—资本主义如何加剧不平等，戕害我们的福祉，摧毁地球》。这类图书刻意挑选一些已知的事实和观点来调动情感共鸣，以迎合那些固执己见的读者。

　　本书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我希望思想深邃的高管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无意给那些急于求成的年轻经理提供什么秘籍。我的目标读者是那些通常不会拿起商业书籍的人，那些阅读大众科学或历史的人，他们可能不熟悉某些商业主题，我欢迎他们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揭示其中的知识性和挑战性。对于那些商科的学生和有志于商业事业的年轻人，或仅仅想更深入了解商业的人，我希望他们能读本书，甚至喜欢它，并经过深度思考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业生涯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回报。